昂贵的杀毒

之前实习的时候，有接触到一些地方政府上的业务。虽然只是系统上的简单维护。可是算下来，收益却是非常高的。公司的安防产品均是翻过一两倍价才出售。更不要提那些难以定价的维护，工本之类的费用了。大凡只要不是过于冷僻的单位，就没见多少会在政府采购中有省钱的。

同样有一位同学做系统监视方面的。一个百万的大单谈下来，他问我大约成本多少，我大了胆子的猜：50过半。结果他却勃为自豪的看着我，举了两个手指。这些，大概只是冰山一角。

在计世网上看到了一篇勃为蹊跷的新闻，说是一位北京市水务信管中心的副主任因对单位怀有不满，故删除了单位内约200余台电脑杀软客户端。造成病毒感染，损失11余万元。

而这些损失大致清单如下：服务费1万元，增加人力成本支出2万2千8，司法鉴定服务费8万元。共计11万2千8。

料来是首都机关，it应用应该正规一些。不会把服务器集群和客户机随便摆放在同一局域网里。如此易中毒的，也必然是装着xp之类的通用系统。那这百余台电脑便都是普通的办公用途了。

新闻中描述的字样是多台电脑中毒。那想必也不会超过20台。该有的解决方案莫过于杀毒，重装，恢复数据等。以这样看来，根本算不上一场事故。只不过技术人员稍微加加班罢了。

可是“损失”却勃为惊人。且不说这种小小的中毒事故，竟然没有内部技术人员来内部消化。而要靠着外部服务支持。服务费与人力成本总和三万多。以两百台电脑算均分每台电脑上约150元。单就杀毒来说这也远远超过了市场的收费水平好几倍。而8万元的司法鉴定费用更是匪夷所思。均价下来每台电脑约400元出头。更何况这是按全部电脑数量得出均价。如果照实际损失的预计台数的话，那么相当于以5千元的价格重新购置了受感染的电脑。虽然鉴定费用可能由于技术条件或者物价水平的影响变得偏离物品原价。可是昂贵到远远超过损失款额的鉴定费用，仍去鉴定的目的又在何处。这是不是一种滥用司法力量的表现。（这种司法上过于昂贵的维权成本，对小额损失的用户来说，其实是不公平的。就像上海状告电信拒绝服务『GFW』的用户来说，维权成本已远远超过了拒绝服务造成的损失。其律师也已声明无能力维持至二审。）

一般收费到了政府机关大幅上扬已成了一种业内惯例。政府机关的报销制度很好很强大，也似乎一直在把纳税人的钱当作流水般的流出去。由于缺乏独立且同样很好很强大的监管制度。依靠政府的自我觉悟来弥补制度上的缺陷看来是天方夜谭。

有人说应该引入西方常有的小额赔偿法庭，以简化后低成本的司法制度对应低成本的法律纠纷。只是这样的情况发生，在国内也终将变成被告和原告竞相受贿法官，最后价高者事竟成。

官本位思想源于建国后自身过于浓重的“代表思想”，屡屡的动乱事件，又总是被左派人士批判为一小撮反动人士。轻而易举的举起国家旗帜，民族主义来镇压。到最后，所有的异见者也被沦为那一小撮人士。一不小心便触犯了过于“庞大”的司法制度。被归咎于反社会，反国家。即使反对或是异见是针对特定官员，党员。

舆论，社会监督的存在是为了制约政府权力过度。然而此时这种情况却早已形成，过度膨胀的社会权力又反过来控制了舆论方向。而后，便是当今社会。

社会的确美好，只是那些残留的污点造成的影响却在一步步侵蚀底层人民的美好意图。这点不安定因素却是无法忽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