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绪乱窜

我一直担心我的文字会在愤怒，感性，浮夸中失常。到最后沦入忧伤的年轻人和意淫的中年人之间。变成用屁股思考的愤怒一族。成为狂热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理想主义的正面教材。偏离我打造个人大师的最终目标。可是直到最近我才突然醒悟，我的这些担心是多余的。人无法脱离这个社会塑造成他的一切。学识，经验，都来源自自小经历的给予。所以矮小的人注定矮小，伟人偶尔可以持续伟人。我从来就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成功人士。为了摆脱思考的幼稚，而努力向自己无法接受的上层建筑靠拢的行为，恰恰揭示了自己作为不成熟个体掩饰自己所处环境中的劣势，企图毁灭真实的本质。所以从今天开始，决定承认自己的幼齿。决心用稚嫩的文字书写自己狭隘的眼光所看到的一切值得反驳的事。并忽略掉那些看似美好的美好。在自己成熟之前，保持着自己所厌恶的角色。至于成为自己讨厌的社会角色是否有自相矛盾之处。那同样没有人愿意让自己经常性的大小便失禁，即使三岁以前的我们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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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台湾无缘08年奥运火炬之后，奥运的泛政治化就彻彻底底的被公开的摆放在世人面前。当然，最值得注意的是，不存在广泛国别基础的台湾，却并没有出现大陆媒体经常宣言的政治混乱性格。事实上“不守信用”的台湾政府完全可以以虚假的借口先期承诺不进行国别化宣传，而在火炬传递当日再祭出青天白日。根据台湾一贯的“背信弃义”这点显然并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可是，台湾却最终没有这样做，而奥运火炬最终也没有登录台湾。
这让我想起小学时问老师的一个问题。当时老师讲到一国与另一国打仗，弱小的一方最终失败。我询问老师，为什么后来弱小的一方没有报复胜者，不反攻过去。（幼小时的恐怖主义萌芽）老师显然很难用我那个时候所能理解的语言来表述这样一个成人化的问题，他只是含糊的表达：有些事很难讲得，他们之间有协议。
当时的我沉浸在英雄主义盛行的年代（黑猫警长，铁臂阿童木，变形金刚等等），只知道纷争造成的痛苦需要一个英雄主义般的人物用爽快的方式解决。这种爽快包括了我无法体验的暴力和痛苦。所以我自然无法理解为什么一张小小的纸片，却能承载一个国家甚至一个民族的羞耻。
后来我逐渐理解到这些纸片所代表的实际意义。这个世界被一些强大的规则所制衡。即使这些规则存在着伪善或不等。但是人们自然而然的用这些规则来平衡彼此的存在。强者同意规则的存在是因为是他们制定了规则。而弱者赞成规则的存在则是因为这是他们唯一可以维持存在的方法。以不至于陷入极端达尔文主义的悲剧之中。当时如果那个战败的国家血洗前耻的话，那么他面对的将是国家信誉的灭亡。随之而来就是经济道德政治交流的全面崩溃。因为所有的一切都需要规则的参与。而国际间的交流需要国家信誉作为纽带。于是乎虽然那张纸片仍然是纸片，可是在人类智慧化的过程中被承载了太多超越纸片本身功能的效用。
此刻的台湾显然也在表现其“地区”信誉，即使政府本身已经充斥了太多谎言。但是在国际化事务上，他仍然会按照国际化的规则来执行。比如，按照正常的程序来执行返联议程。再如，保持着地区内的民主进程。合法的把领导人推上法庭。
记得当初建国后，中国便推翻了所有不公正的条约。可谓是一场壮举。但是后来，香港澳门的回归又依赖于一些公正的条约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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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美国发布完中国人权报告之后，中国也会有一本类似的美国人权报告出现。但是前者常被谴责为对国内内政的强硬干涉，而后者则是对美国国情的善意批评。
从某种角度来讲，内政的干涉是非常普遍的。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是国与国之间的普遍交流。国家间差异也因为这种广泛的流动性被冲淡。但是成功的强势文化并不代表同样也是成功的优势文化。所以一方面建立起国力优势的发达国家，向全球输出“国家模板”。而另一方面，各国本土意识在面临强势文化冲击的同时又急于保持本民族国家的特色。在这种矛盾又进化的进程中，冲突必不可免。而冲突的化解，也必然代表着冲突双方中的一方将进行妥协。拿国家政策来讲，这种妥协的体现，就是所谓的内政被干预。
由于主权国家必然的国别交流。全球化的进程，也必然使国内政策受到牵制。就像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如果过于激进的话，那么将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并制裁。由于制裁对国民生活产生不良影响。在民主国家，民众的支持又对选票产生影响。政府迫于选票的压力，就必然去修改自己的外交政策。这可以理解为一个典型的内政干涉案例。很难对其评价是对是错，因为国家间的平等是属于乌托邦时代的产物，对抗纷争仍然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模型。只是由于世界大战以后，人们意识到通过战争进行优胜劣汰，其负面影响远远大于正面效应。而经济科技的全球化高速发展也缓和了资源控制矛盾。在这样的条件下，内政干涉只能算是国家间冲突的虚拟战争。或是微战争。
基于这样的时代背景考虑，只要存在国与国文化政治经济交际的地方。都会因为彼此间的差异互相干涉。就像京都协议书就对各国温室气体排放方面进行了约束。这促使发达国家在工业外交上向输出环保方面倾斜。而在另一些达成共识的民主方面，国际间也积极的向非民主国家输送民主意识。以防止类似与法西斯主义行为的出现。因为这些极端原教旨主义或类似国家通常会陷入军事独裁或国家恐怖主义的怪圈。这对全球金融稳定给予了不确定因素。
萨达姆统治下的阿富汗可以说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事例。屡次发动中东战争对地区造成了很大的不稳定性，如果放任其行为的话。那我们就可能再一次面对二战时英国因为绥靖政策而出现的尴尬场面。可是主流社会的谴责又无法产生足够影响，因为阿富汗属于一个独裁国家，很难发生自下而上的政策引导。美国也是基于这样的考虑，用直接的武力干预来输送“民主意识”。这时候的“内政干预”，就变成了一把双刃剑。对待非主流意识的国家，随时可能对现有的主流意识进行冲击。如果进行干预，面对坚强的意识形态可能需要直接的武力干涉才可以成功，而不进行干预的话，那么主流意识又时刻面临的挑战。这种挑战将改变现有格局。
所以对中国来说，逐渐的融入现有民族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参与到国际事务之中。随着国家经济的崛起，必然带动政治外交的强势。享受更多国际权利意味着承担更多义务。此时如果仍然用内政来作为借口，错误的引导人们爱国主义，民族分子思想。只能算是国家的不作为。政府必须形成自己的善恶观，并运用自己的善恶观来积极引导外交政策。如果对外一味的以内政干涉来逃避国际责任，只能算是政府失责。同样，对内来说，如果一味忽视其他国家的批评，以内政不干涉为由无所作为。也将是背离民主国家的建设要求。
就像两个孩子打架一样，解决的唯一方法就是平息（干涉）两者的愤怒。而今天的中国，面临着相邻的南北朝问题，缅甸政教危机等，都将要负担起“大国”的义务。内政干涉这样的说辞，还是放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