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女子胡紫薇

弱女子的故事常常是可悲的，照世俗的眼光。屡屡饱受欺凌，受尽凌辱，又不得伸张。最后要不含冤而死成千古奇闻，要不猛然醒悟，刀刃相向，完成弱女子到奇女子的转型。

有话说，千万不要得罪女人。这句话放在张斌身上，理解的自然是最为深刻了。

本是私房闺密的家事，也再平常不过的男人变了心，女人痛了心。但放在那样的场景里，便成了全民年终的又一次娱乐事件了。在那个或许平常的CCTV5某晚会上，一位蕴含风韵，饱读诗书的弱女子，张斌的老婆胡紫薇开始了她作为一位受害者，一位弱女子所应尽的职责，控诉不平。
淡定的话语，条理清晰的思绪，再加上对知名人士话语的引用。一个男人失败的形象跃然而出。而一个弱女子的委屈则勃为深刻。

就像一部精彩的美剧，我们看到了开头，我们却猜不到结尾。胡紫薇用如此简单且有效的方式，替自己塑造了一个绝望主妇的角色。在背弃誓言的丈夫面前，自导自演了一出苦肉计。因为是女子，总处于弱势的女子，不惜抛弃仅有的传统自尊，把耻辱曝光。于是人们原谅了她的冲动，转而相信了一个男人身败名裂的开始。这也许恰恰是她所想要的效果。人们从来是轻信弱者的。

具有喜剧效果的部分是，无论工作人员如何的劝阻，她始终在坚持自己的角色，想把讲稿讲完。并且不止一次的靠自称弱女子的称呼来留守于台上，的确，她知道怎么去做一个弱女子。

我们不能去揣度一位成功人士的情感有多软弱，或者她那些尝试补偿时获得的压力。但我们可以看到，在结果面前，要么是她太过于软弱，要么是她太过于聪明。或者两者合二为一。

无论如何，这一次是弱女子赢了。赢得彻彻底底。

无题

肖志军是愚昧的，以他的所作所为来说。同时他又是聪慧的，以他的背景来说。

对于一个口袋里接近身无分文的农民来说，在那样极限的情况下，要做出正确的抉择几乎是不可能的。更何况，他面对着的是一贯隐秘且庞大的医疗机构，即使他托付了他的妻儿给医院。但是他仍没有因此而信任医院的全部。

这又是一个关于信任的事件。虽然医疗机构并不是万能，也不能保证不会出现误诊。可是这都是属于特例，值得上新闻的特例。作为患者来说，可以相信医生给予的所有建议，并积极的配合。哪怕是感冒的时候，花几百块吃些特效药。或是关节酸痛时花上多余的几十块拍个x光等等。可是如果有一天，我们发现感冒实际上只要一顿好觉就可以痊愈，而买来的那些特效药，只不过是最平常不过的中成药搭上医生的回扣而显得昂贵时，我们该怎么办。保持一贯的忠诚，还是妥协与通货膨胀的压力，尽可能的去远离医院。

可惜，肖志军显然被迫选择了走进医院。他也永远不会想到，那用来抢救生命的地方，却也是他见妻儿最后一面的地方。

他缺乏合理的知识背景来支撑他对妻儿病情程度的判断，他也没有太多的经济基础来让他无担忧的接受治疗，他更是不在社保的保障范围内，如果再算上他并不是李丽云法理上的合法丈夫，诸如此类的原因等等，我们可以总结出无数条的理由去怜惜，或是怀着城市人的高度来歧视他。只是人死不能复生。那两条逝去的生命也许可以给我们留下些什么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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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是农民，周正龙显然用更娱乐的方式让自己成为了舆论的焦点。纵然事情仍然没有到水落石出的时候，但是那只在长达二十分钟拍摄中一直快乐的吐着舌头的老虎，再经过无数专家“纸质”的论证。我们更愿意相信它只是一场网络推手的年末盛宴。而主角由一只（或一群）真实且不存在的老虎，和一个坚强并存在农民，还有一大帮躲在阴谋论背后操纵前台的木偶大师们组成。

谎言和真实，这新时代的侦探局却没有福尔摩斯的登场。所有剧情只是围绕着皇帝的新衣构建起来的反季潮流。我们终究无法了解结局，就像我们无法看到起因一样。这段写进历史的全民疯狂，也许可以在很多年后，和教科书上的飞碟一起，并列出现在不解之谜top10里。当然，希望那时的人们可以不要过于嘲笑过去人们的技艺贫乏。

就像外国人以为我们不谈政治一般，我们不是不会，只是不会对着所有人说出来。

如果说，陕西省林业局为了经济利益撒下了谎言的话，那么肖志军对医院的不信任也是情有可原了。想想看，一个堂堂正正的政府部门可以正正当当的愚弄大众。他的上级部门可以不为此负责，我们的警察部门可以不检测出真假，我们的论坛上可以出现强词夺理的挺虎贴。在这种种之后，我们还能相信谁。

对待有争议的事物，陕西省林业局一面倒的说法本身已是值得怀疑的事情了。要不是他过于的信任自己的专家，要不就是他迫切的想要争取那份利益，或者他根本就是幕后的推手，只能说是，无法说不。

事情的真相已无法明了。这个故事到此也暂告一个段落。也许他会就此打住，或是变得更为稀奇古怪。只是希望一觉醒来，可以真相大白。

当然，历史告诉我们。事情的发展总在我们的意料外。

离开一会，稍后请继续关注

工作啊，工作啊，工作！
跳槽其他城市。
暂别网络中。。。。

思绪乱窜

我一直担心我的文字会在愤怒，感性，浮夸中失常。到最后沦入忧伤的年轻人和意淫的中年人之间。变成用屁股思考的愤怒一族。成为狂热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理想主义的正面教材。偏离我打造个人大师的最终目标。可是直到最近我才突然醒悟，我的这些担心是多余的。人无法脱离这个社会塑造成他的一切。学识，经验，都来源自自小经历的给予。所以矮小的人注定矮小，伟人偶尔可以持续伟人。我从来就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成功人士。为了摆脱思考的幼稚，而努力向自己无法接受的上层建筑靠拢的行为，恰恰揭示了自己作为不成熟个体掩饰自己所处环境中的劣势，企图毁灭真实的本质。所以从今天开始，决定承认自己的幼齿。决心用稚嫩的文字书写自己狭隘的眼光所看到的一切值得反驳的事。并忽略掉那些看似美好的美好。在自己成熟之前，保持着自己所厌恶的角色。至于成为自己讨厌的社会角色是否有自相矛盾之处。那同样没有人愿意让自己经常性的大小便失禁，即使三岁以前的我们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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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台湾无缘08年奥运火炬之后，奥运的泛政治化就彻彻底底的被公开的摆放在世人面前。当然，最值得注意的是，不存在广泛国别基础的台湾，却并没有出现大陆媒体经常宣言的政治混乱性格。事实上“不守信用”的台湾政府完全可以以虚假的借口先期承诺不进行国别化宣传，而在火炬传递当日再祭出青天白日。根据台湾一贯的“背信弃义”这点显然并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可是，台湾却最终没有这样做，而奥运火炬最终也没有登录台湾。
这让我想起小学时问老师的一个问题。当时老师讲到一国与另一国打仗，弱小的一方最终失败。我询问老师，为什么后来弱小的一方没有报复胜者，不反攻过去。（幼小时的恐怖主义萌芽）老师显然很难用我那个时候所能理解的语言来表述这样一个成人化的问题，他只是含糊的表达：有些事很难讲得，他们之间有协议。
当时的我沉浸在英雄主义盛行的年代（黑猫警长，铁臂阿童木，变形金刚等等），只知道纷争造成的痛苦需要一个英雄主义般的人物用爽快的方式解决。这种爽快包括了我无法体验的暴力和痛苦。所以我自然无法理解为什么一张小小的纸片，却能承载一个国家甚至一个民族的羞耻。
后来我逐渐理解到这些纸片所代表的实际意义。这个世界被一些强大的规则所制衡。即使这些规则存在着伪善或不等。但是人们自然而然的用这些规则来平衡彼此的存在。强者同意规则的存在是因为是他们制定了规则。而弱者赞成规则的存在则是因为这是他们唯一可以维持存在的方法。以不至于陷入极端达尔文主义的悲剧之中。当时如果那个战败的国家血洗前耻的话，那么他面对的将是国家信誉的灭亡。随之而来就是经济道德政治交流的全面崩溃。因为所有的一切都需要规则的参与。而国际间的交流需要国家信誉作为纽带。于是乎虽然那张纸片仍然是纸片，可是在人类智慧化的过程中被承载了太多超越纸片本身功能的效用。
此刻的台湾显然也在表现其“地区”信誉，即使政府本身已经充斥了太多谎言。但是在国际化事务上，他仍然会按照国际化的规则来执行。比如，按照正常的程序来执行返联议程。再如，保持着地区内的民主进程。合法的把领导人推上法庭。
记得当初建国后，中国便推翻了所有不公正的条约。可谓是一场壮举。但是后来，香港澳门的回归又依赖于一些公正的条约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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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美国发布完中国人权报告之后，中国也会有一本类似的美国人权报告出现。但是前者常被谴责为对国内内政的强硬干涉，而后者则是对美国国情的善意批评。
从某种角度来讲，内政的干涉是非常普遍的。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是国与国之间的普遍交流。国家间差异也因为这种广泛的流动性被冲淡。但是成功的强势文化并不代表同样也是成功的优势文化。所以一方面建立起国力优势的发达国家，向全球输出“国家模板”。而另一方面，各国本土意识在面临强势文化冲击的同时又急于保持本民族国家的特色。在这种矛盾又进化的进程中，冲突必不可免。而冲突的化解，也必然代表着冲突双方中的一方将进行妥协。拿国家政策来讲，这种妥协的体现，就是所谓的内政被干预。
由于主权国家必然的国别交流。全球化的进程，也必然使国内政策受到牵制。就像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如果过于激进的话，那么将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并制裁。由于制裁对国民生活产生不良影响。在民主国家，民众的支持又对选票产生影响。政府迫于选票的压力，就必然去修改自己的外交政策。这可以理解为一个典型的内政干涉案例。很难对其评价是对是错，因为国家间的平等是属于乌托邦时代的产物，对抗纷争仍然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模型。只是由于世界大战以后，人们意识到通过战争进行优胜劣汰，其负面影响远远大于正面效应。而经济科技的全球化高速发展也缓和了资源控制矛盾。在这样的条件下，内政干涉只能算是国家间冲突的虚拟战争。或是微战争。
基于这样的时代背景考虑，只要存在国与国文化政治经济交际的地方。都会因为彼此间的差异互相干涉。就像京都协议书就对各国温室气体排放方面进行了约束。这促使发达国家在工业外交上向输出环保方面倾斜。而在另一些达成共识的民主方面，国际间也积极的向非民主国家输送民主意识。以防止类似与法西斯主义行为的出现。因为这些极端原教旨主义或类似国家通常会陷入军事独裁或国家恐怖主义的怪圈。这对全球金融稳定给予了不确定因素。
萨达姆统治下的阿富汗可以说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事例。屡次发动中东战争对地区造成了很大的不稳定性，如果放任其行为的话。那我们就可能再一次面对二战时英国因为绥靖政策而出现的尴尬场面。可是主流社会的谴责又无法产生足够影响，因为阿富汗属于一个独裁国家，很难发生自下而上的政策引导。美国也是基于这样的考虑，用直接的武力干预来输送“民主意识”。这时候的“内政干预”，就变成了一把双刃剑。对待非主流意识的国家，随时可能对现有的主流意识进行冲击。如果进行干预，面对坚强的意识形态可能需要直接的武力干涉才可以成功，而不进行干预的话，那么主流意识又时刻面临的挑战。这种挑战将改变现有格局。
所以对中国来说，逐渐的融入现有民族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参与到国际事务之中。随着国家经济的崛起，必然带动政治外交的强势。享受更多国际权利意味着承担更多义务。此时如果仍然用内政来作为借口，错误的引导人们爱国主义，民族分子思想。只能算是国家的不作为。政府必须形成自己的善恶观，并运用自己的善恶观来积极引导外交政策。如果对外一味的以内政干涉来逃避国际责任，只能算是政府失责。同样，对内来说，如果一味忽视其他国家的批评，以内政不干涉为由无所作为。也将是背离民主国家的建设要求。
就像两个孩子打架一样，解决的唯一方法就是平息（干涉）两者的愤怒。而今天的中国，面临着相邻的南北朝问题，缅甸政教危机等，都将要负担起“大国”的义务。内政干涉这样的说辞，还是放下吧。

昂贵的杀毒

之前实习的时候，有接触到一些地方政府上的业务。虽然只是系统上的简单维护。可是算下来，收益却是非常高的。公司的安防产品均是翻过一两倍价才出售。更不要提那些难以定价的维护，工本之类的费用了。大凡只要不是过于冷僻的单位，就没见多少会在政府采购中有省钱的。

同样有一位同学做系统监视方面的。一个百万的大单谈下来，他问我大约成本多少，我大了胆子的猜：50过半。结果他却勃为自豪的看着我，举了两个手指。这些，大概只是冰山一角。

在计世网上看到了一篇勃为蹊跷的新闻，说是一位北京市水务信管中心的副主任因对单位怀有不满，故删除了单位内约200余台电脑杀软客户端。造成病毒感染，损失11余万元。

而这些损失大致清单如下：服务费1万元，增加人力成本支出2万2千8，司法鉴定服务费8万元。共计11万2千8。

料来是首都机关，it应用应该正规一些。不会把服务器集群和客户机随便摆放在同一局域网里。如此易中毒的，也必然是装着xp之类的通用系统。那这百余台电脑便都是普通的办公用途了。

新闻中描述的字样是多台电脑中毒。那想必也不会超过20台。该有的解决方案莫过于杀毒，重装，恢复数据等。以这样看来，根本算不上一场事故。只不过技术人员稍微加加班罢了。

可是“损失”却勃为惊人。且不说这种小小的中毒事故，竟然没有内部技术人员来内部消化。而要靠着外部服务支持。服务费与人力成本总和三万多。以两百台电脑算均分每台电脑上约150元。单就杀毒来说这也远远超过了市场的收费水平好几倍。而8万元的司法鉴定费用更是匪夷所思。均价下来每台电脑约400元出头。更何况这是按全部电脑数量得出均价。如果照实际损失的预计台数的话，那么相当于以5千元的价格重新购置了受感染的电脑。虽然鉴定费用可能由于技术条件或者物价水平的影响变得偏离物品原价。可是昂贵到远远超过损失款额的鉴定费用，仍去鉴定的目的又在何处。这是不是一种滥用司法力量的表现。（这种司法上过于昂贵的维权成本，对小额损失的用户来说，其实是不公平的。就像上海状告电信拒绝服务『GFW』的用户来说，维权成本已远远超过了拒绝服务造成的损失。其律师也已声明无能力维持至二审。）

一般收费到了政府机关大幅上扬已成了一种业内惯例。政府机关的报销制度很好很强大，也似乎一直在把纳税人的钱当作流水般的流出去。由于缺乏独立且同样很好很强大的监管制度。依靠政府的自我觉悟来弥补制度上的缺陷看来是天方夜谭。

有人说应该引入西方常有的小额赔偿法庭，以简化后低成本的司法制度对应低成本的法律纠纷。只是这样的情况发生，在国内也终将变成被告和原告竞相受贿法官，最后价高者事竟成。

官本位思想源于建国后自身过于浓重的“代表思想”，屡屡的动乱事件，又总是被左派人士批判为一小撮反动人士。轻而易举的举起国家旗帜，民族主义来镇压。到最后，所有的异见者也被沦为那一小撮人士。一不小心便触犯了过于“庞大”的司法制度。被归咎于反社会，反国家。即使反对或是异见是针对特定官员，党员。

舆论，社会监督的存在是为了制约政府权力过度。然而此时这种情况却早已形成，过度膨胀的社会权力又反过来控制了舆论方向。而后，便是当今社会。

社会的确美好，只是那些残留的污点造成的影响却在一步步侵蚀底层人民的美好意图。这点不安定因素却是无法忽略的。

孙海英的失败和伟大

在“孙海英负面评价同性恋”的事件上，我并不能保持一贯的中立态度来评论。因为很糟糕，我恰恰是他说的属于“犯罪”的那一类人。

孙海英作为一个公众人物，表达了属于他自己的一点私人见解。不幸的是，在这个热衷炒作的通俗娱乐圈里，这点再“平凡”不过的个人发言立刻变成了偏激，愚蠢和无理的卖座热点。各大网媒广泛转载传播，毕竟除去不可评论的政治化言论，没有比同性恋问题更能激起网友鲜明的“两面派”斗争了。

孙海英是一个缺乏同性恋观念的人，他出生的那个时代，同性恋甚至还属于一种疾病。所以他的这点言论其实并没有多少“弱智”。只是作为一个公众人物，在没有炒作需求的情况下，不应该对敏感话题过多牵涉。当然，也有另一可能，就是他一直理所当然的认为，同性恋是一种犯罪。那么，就像今天吃过饭了一样，他的那些言论也没有多少不妥了。只不过是记者们或许故意的“曲解”了他的本意。用不恰当的手法散布开来。

网友的反应莫过于同性恋者与异性恋者的争吵，再加上一些来自直人世界的少有的支持。同志世界中小有名气的李银河前辈，也不缺时机的写了一篇诉说孙海英同志缺乏教养言论的文章。当然，它把同性恋问题放到了社会和谐的地步。这只能说是过于超前的推进了同性恋运动。把极富争议的话题高调引发，对同性恋运动起到负面的影响。因为我们现在主要的问题是改变社会对同性恋的接受程度。而不是改变社会结构。过于急进的措施可能会影起异性恋者对同性恋群体的更多反感。毕竟，在社会歧视普遍存在时，谈群体的合法性或权利是不切实际的。

在同性恋问题上，社会常常保持着默许和反对两种声音。而后者则是同志们过于“悲哀”的直接原因。因为爱情不是生活的全部。但是对于爱情的评价却直接否定了一个人。社会的眼神无法正常的去平视一个同性恋者，而不管他是否是一个善良的人，或是一个有价值的人。这种否定式的评价，给同性恋群体带来了强烈的自卑和压抑。随后这种自卑和压抑恰当的转换成了仇恨和自闭。前者爆发了强烈的自恋意识。用积极的行动换来异性恋社会的更多不解。后者则一步步走向了死亡。就像我假定30岁前没有恋爱，那么就去见上帝一样。新浪论坛上，这种逼人死亡的回复比比皆是。当然，网络削弱了人们言论控制，增长了发泄渠道之类的，就不是本文的话题了。

新浪的一个同志调查，给出了我们一点启示。由于这样的同志调查通常更吸引同志去投有利方票，所以我们漏过赞成票，直接看更具参考价值的反对票。2千多人说同志是变态，1千多人说同志恶心，近两千人说会和同志朋友立刻断交。近四千人说同志带坏青少年。还有近四千人拒绝同志结婚。

我们生来平等，这句话在中国同志身上并不奏效。因为我们生来是同志，（不讨论这句话是不是伪命题，因为我在知道同志这个词之前我就是一个同志了。所以基本排除后天因素）但我们并不平等。接不接受并不是重点，但是直接的反对却触动了一些人的内心深处。就像有人讨厌红玫瑰但不会拒绝鲜花店卖红玫瑰一样。现在的社会状态就是，有人在拒绝同志的存在，种种社会压力无形中把不赞同变成了明显的拒绝。这才是同志们最害怕出现的情况。

为了促使社会认定自己的存在，又必须给予一定宣传来避免歧视。但是宣传又加深了人们对同性恋族群的担忧。加剧了一些有关人口繁殖或社会伦理的影响。并以此为借口来反对同性恋族群。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社会对同性恋的过于独立认定，（不是以更普遍的人的定义来看）使得这个群体的缺点和其他小众群体一样被无限放大。如同我们谴责一个异性恋者的私生活过于频繁，同时却要求把一个经常419的同志关进监狱。我们一边把同性恋群体分化出主流社会，一方面却用主流社会的观点来谴责同志们。如同我们赞同男女间的诸多体位，但是把同志间的交合当作变态行为。（顺便说一句，我也比较反感把屁股当成泄欲工具，可是，不然我们能怎么办呢？）

从其他国家的案例来说，同性恋运动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甚至充斥着血的失败。但是，人毕竟要活着。为了自我的生存，总要付出努力。而我们只需要一个较为“安全”的社会环境。可以顺当的恋爱。确立社会关系，稳固彼此地位。如果可能，收养一个可爱的孩子。当然，不用担心孩子因此变成了同性恋，如果环境有影响的话，这个社会早就没有同性恋了。在中国，没有谁是在 同性恋的环境下长大的。

孙海英的言论虽然负面，但他毕竟给了同志们一个自我辩解的机会。给了社会一个认同的机会。只可惜的是，30岁前，我可能还是要和这个世界说再见。改变，并不是容易的事。

在中国，弱势群体的维权之路，一直是很艰辛的。

变味的中国特色慈善

在本尼迪克特的著作《菊与刀》中，他诉说了一点，日本文化中“恩”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这里的恩，放在中国文化里可以分化为孝，礼，义，仁等。但是无论如何引申，受了“恩”，就是要报恩。这点却没有任何变化。

知恩图报，也是传统文化教育中经常引用的一点。如果被别人施之以恩，那就要想办法回报。这样的事情，小到朋友礼遇之恩，大到父母养育之恩。总之，受之于恩就要回报与人。可是，这里的回报却是要回报与施恩之人。

但是，在大洋彼岸的另一端，却没有传统文化中恩的这一部分。为人处事之间不受之余“恩”的禁锢。人人生来平等，无所谓阶级种族差异之分。父母虽授予养育，但是却是为了传承。是自然的法则。没有恩在其中作祟，自然也就没有了为了回报而求子女依附在父母权威下，听长辈命令，定期打扰长辈的个人生活这样的事情。也没有了收受礼物，就非要欠之人情这样的说法。更不会拼命想办法回礼了。

正是彼此不同的价值观。使得其在慈善一词的解释上，也不为相同。

国人的慈善，大多要求有潜质之人。比如成绩优秀的贫困生，听话的孤儿等。只求将来可以回报给施恩人。而那些国家的人，却只要求给予。任何需要赠与的人，只要听到那样的声音，就给予帮助。而不管，被赠与者是何人，何事。更不会故意透露自己是在施舍来抬高身价。

前者的价值观，我们生来就有。后者的价值观，屡屡见公开传播。但效果看似并不佳。比如这里就有两篇案例。宣传这种施与人，便是施。无求它意。一篇是关于取消贫困大学生资助事件，一篇是关于施受。

其实，说那些国家的人不求报恩的说法并不恰当。因为慈善这种行为本身在宣传的过程中，就加入了互利的性质。正是他不求对象，所以任何人都可在慈善中受益。所以他的恩，是回报与整个社会，而且，正是因为慈善的出发点是考虑到受赠者面临着特殊的阶段，不具有回报能力。才具备无偿性的。所以这种受赠才不会变成一种债务。

而中国的慈善，在传统观念的“迁移”下更多的演变成了一种债务。一种一定要回报赠者的债务。这样就偏离了慈善的本质。把慈善的无偿转变成了有偿。这样就极大的限制了慈善的范围。我们在挑选赠与对象，不再考虑他的需求，而是变成了一种假借慈善名义的长期投资，至于不具备收益的那些人，则被剔除了。

毕竟慈善是给予主导的行为。一些人收受了赠与，不回报的行为。受者不知道说谢谢，只是他社会品德的问题。不必上升到慈善本身缺陷的地位，与慈善也无关。

该讨论的，不该是怎么不回报那个问题。而是说，有能力摆脱贫困的那些人，为什么还在索求帮助。那些靠了慈善款走上大学路的学子们，都已经是具备基本劳动能力的人。大学的空余时间也足够其打一份适合的零工了。可是，还盲目的给予善款，这才是为什么他们把钱用的习以为常的原因了。

慈善是给予需要帮助的人帮助。让他们摆脱一些天生缺陷带来的不平等。虽然它讲究博爱，但是制度的完善却是无法避免的。找到合适的人，施或受。而现在国内慈善事业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此。募捐不是看需求多少，而是看募捐到多少。没有广泛的慈善，只有那些屏幕下一遍遍曝光的苍白个体。

变味的，不是那些无情的大学生，而是我们的慈善本身。

哀悼绝望

如果说，911和新泰矿难同属“事故”的话。那么前者收到了大量的援助，媒体全程跟踪。而后者则是zf的象征性慰问，媒体全面肃清。当然，两者并没有多少可比性。可单就与上一次河南矿难相比，zf在两者之间的做法也是截然不同。之前69人被围困地下，媒体实时跟踪报道。不计资本救人优先。但到了这一次，却只是说一句百多人在矿下“消失”。然后便没有了音讯。就这样，这一百多人的生命，化整为零，成为了空气。由于矿难是一场意外事故引起的，所以并没有得到赔偿的可能，zf只是给每位家属发放了2000元的慰问补助。我们生平坐飞机都能获得保险，而那些工人却什么都没有留下。

如果说，河南矿难表现的是zf的责任态度的话，那么山东矿难就清清楚楚描绘了zf的伪善。同样的事故，同样的矿难。两者却差别巨大，而后者甚至不能得到足够的同情和帮助。因为作为大众喉舌的媒体此时被全面消声。

报喜不报忧，这样的情况已成为了我们生活中媒体的主要角色。这当然跟媒体的zf背景有关。可是正是这样的情况，让我们加深了对zf的不信任。因为他放弃了媒体的监督作用，而我们从此无法听到真相。

仅对这次及之前矿难中遇难的人们表示哀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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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网繁体版上有一篇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的发言，说：中国是世界上言论出版自由最充分的国家之一。而后另一篇新闻里面提到了，新闻出版总署禁止印刷无书号博客文集。还有一篇博文里，则是说明了同样这个新闻出版总署拒绝一本有“敏感”内容的书出版。所谓敏感是指一位当年错划右派的老人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写成了书，却无法出版。另一篇博文是说，民间草根刊物被整肃。

在事例面前，我累了，不想费太多口实。

只想说，绝望了，对这个社会绝望了。（本句摘自漫画《绝望先生》）

有关奥运的一点点

08年奥运会从宣布被中国承办之后，就丧失了它失败的可能。的确，这个全世界最大规模的体育赛事。充斥着太多不定因素，也承载着远远超越体育的含义。但是，中国政府的行政能力拥有决定性的力量。

虽然大多数人，并不希望在一项体育赛事中掺杂太多政治因素。可是鉴于这项体育赛事将带来全世界最优秀的记者，最优秀的运动员，和最有钱的旅客。在中国的话，它能够不政治化是不可能的。

从一开始，申办奥运就是一场全民的感性运动。充斥着国家代表主义的痕迹。没有人去计算这场运动要花掉多少纳税人的钱，举办之后又可以带来多少后期收益。环境，教育，体能，社会福利等方面因此带来的影响是好是坏。当然，zf也没有打算去公布这些东西，他只是说：申办奥运。然后全民为其欢呼。

的确，看似这是中国走出去面向世界的最好途径。全世界的镜头在那些天里，面对着一个个堪称奢华的全新的体育馆。我们有世界上最好的沙子，世界上最好的草坪，世界上最好的金牌选手。他们将看到为这场有史以来最盛大赛事准备的有史以来最好的中国。而等他们离开，北京的天依然灰蒙蒙，北京的路依然拥挤。我们给那些对中国留有神秘感的人们揭示了真相，而之后他们过他们的每一天，我们过我们的每一天。

牛博上有人开了一个反对北京奥运的博客。他是为了反对而反对，想通过表示异议来成为异见者，这个社会需要异见者。当然，这个社会也害怕异见者。所以那个博客理所当然的被删除了。一些人害怕是因为他从来不相信另一些人，而一些人害怕则是因为不相信人的那些人的所作所为让他害怕。

北京的单双号测试获得了成功，但是与其说是人们让渡了自己的部分权利，还不如说是100块的行政权利成本更高。有限的几天测试，只是为了一场体育赛事而不是为了人们的健康着想。通过行政手段的单双号限制，自我安慰的获得了几天的“干净”时间。却牺牲了用车人的实际利益。就像一个新的税收一样，50%的时间税。但是富人们用两张牌照逃避了责任，而穷人们则只好放任自己的私有财产却要有1半的时间放在车库里成为废铁。

如果单双号被常规化，那我们可以预见，卫星城和住宅郊区化的发展将会受到限制，因为汽车是这里人们往来交通的最佳渠道。

而汽车的拥挤很快会回到街道上，因为街道空闲以后，人们便不在购车时考虑拥挤因素会造成的困扰，而负担加重的公交系统又迫使人们向私家车领域发展。至于基于商业用途的用车，则不可避免的因为用车时间的缩短，而延长了单天在路时间。

利润不该是zf过多考虑的事情，他真正要考虑的是如何让人们更健康。北京城的车辆问题，与其他城市一样，面临着前期规划的怠慢和汽车市场过多投入的无序性。现在的很多措施都是后期推出的，虽然是亡羊补牢式的措施，但是由于当初购车人并没有面对这些政策，并没有在购车时把这些额外因素计算在内，所以对有车一族是很不平等的，对受害的所有人也是远远不足。zf的一点错误，大多数人却怪罪在有车一族上，这更是不公平的。

方军有提到一些可供参考的解决意见。可是对于有车一族来说，不可避免的会造成损失。他们贡献了经济的百分点，然后他们为zf的错误买单。现在我们似乎开始明白，为什么zf不应该去开办企业的原因了。

补充一点，在google.com上搜索“究竟谁企图将北京奥运政治化”这篇文章。在国内将被和谐掉。而我们的奥组委却刚刚说完，希望媒体说出自己的缺点，反对政治化。

要河蟹不要民主

有关民主的矛盾，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苏格拉底在规则的理想主义约定和思想无界自由的矛盾中，向前者做出了妥协。最终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于是，我们似乎可以预见，民主，也会有他不”民主”的一面。

有时候，在信息传播有限的情况下，人们可能因为无法全面的了解真相而做出了较为片面的事实结论。于是就产生了多数人暴政和布什。但是，乌托邦是不存 在的，正因为人们需要长期和平凡作斗争。所以我们也广泛接受了这种看似不完美的民主制度。并且为他打上无数的补丁来使他变的更完善，或者说是感觉中的完 善。

加大信息披露和多次”民主”是有效的方法。就像盲人摸象，如果拥有合适的渠道来起到对这个大象全局面貌的告知作用。那么显然这个成语也不会和指鹿为 马一起出现在现代成语字典。如果悲剧已经诞生，人们必须把冥王星放在高考试卷的行星那一栏里。没有关系，民主的好处就是，我们永远认为这些做法是民主的。 我们可以用一次错误来替代另一次错误。于是第二次民主使我们不再看到小泉有机会以官方名义去参拜靖国神社。

于是问题诞生了。我们现在，需要民主吗？

宪法规定，公民拥有结社和言论的自由。当然，是在接受审查之后。在这种自由之前，你必须首先能证明你具有良好的政治风貌和言语控制。你必须作出符合 中央社论论调的相关行为以保证你对这个国家唯一可以忠诚的政党忠诚。你还应该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以便在适合的时候充当守法的公民完成纳税义务。最重要的 是，你要知道，政党站在你的旁边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快乐这一事实。对，这是你所总结出来的事实。然后你就可以尽情享受你所拥有的自由了。顺便说一句，完成之 前的那些任务，你需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到社会主义完成这么长一段时间。当然，如果你因无钱购房而冻死街头的话，时间可以缩短一点。

河蟹，是最近最流行的全民食品。并且采用了病毒营销模式，所以传播的速度非常快，快的连过年都来不及收礼。不过，社会学家发现河蟹可能带有一两种致 病物质，并且能够让人上瘾。于是在随后的新闻媒体发布会上做了相关公示。证明这一两种致癌病质对国人会起到促进作用，具有本土特色。此后，河蟹价格一路上 涨，相对应股票市值跌破50%。但这并不影响他成为居家旅行的每日必备。

由于大多数人缺乏拥有自由的觉悟和对河蟹的过分上瘾。使得民主变成了不必要的附属品。也许答案是，我们真的不需要民主这种残缺的老旧制度。我们只要有河蟹就可以了。

简体 繁体 火星文

文字作为人类文化的传承方式，历来占据着重要地位。通过文字的”保存”作用，人们可以弥补口头语言的局限性。不用担心语言有限的传播范围和时限造成文化断层。文字就是后天教育的基础。

从出生开始，在周边环境的影响下，我们学会了最基本的口头交流方式-语言。而在这之后，为了更深层次的接触历史，文化，以及被记载下来的人类的全 部。我们需要通过基础教育来掌握文字。而这些文字就是我们掌握过去和未来的关键。正因为如此，文字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处于国民教育根本的地位。没有文字的 学习，也就谈不上对之后更深层次的文化接受了。

有幸认识了一些台湾网友，对于他们来说。繁体中文在中文文化历史上，是属于正体中文的地位。理由莫过于繁体中文最大的传承了中文文字历史。从中华文 字诞生开始，经历几千年的历史演变，有革新有转变，而繁体中文作为历史的产物穿插其中，直到近代一场政治上的变革，才使得中华文字分化为简体中文和繁体中 文。而简体中文对繁体中文进行了一系列的简化，和音，并字等改变，使得其与繁体中文已有了很大的差异。

当初简化繁体中文的最大原因莫过于，繁体中文笔划较多，对书写认知产生一些困难。但是，虽然繁体中文的书写效率并没有简体中文强，可是在台湾漫长的 现代化教育中，也并没有出现因为繁体中文的”复杂”，而产生所谓的认知困难的问题。在除了文字书写方面的劣势外，其他地方，无论阅读，还是转化成语言表 达，繁体中文几乎保持着与简体中文相同的优势，甚至在文字辨别上面，比简体中文更少的识别误差。在进入计算机领域后，这种文字识别优势更是因为字体的”复 杂”而明显。如果使用的是拼音打字的话，那么繁体在书写速度上也将于简体中文持平。

繁体中文由于属于历史文字的一脉传承，所以学习繁体中文的人，在中国古代历史的学习上没有多少阅读困难。但学习简体中文的人却很难辨别。所以台湾文 人们，对于大陆异体中文的抨击莫过于遍布中国凝聚历史的那些碑刻题词上，台湾人大多可以识别出来，而我们却只能盲人摸象，不得其所。最后便引来一句嘲笑： 你们不懂你们的历史啊。

然而，历史已成定局，现在简体中文已经历两三代人的传承，深入到社会体制之中，对古典文化的学习也因为一些变革而被打乱。现在教育体系中的古典文化 已被”简化”。只是在学习上缺少了表述原有繁体中文中留有汉字本原的形意美感。由于一系列的社会变革，使得传统文化在很大层面上被破坏殆尽。再加上过于功 利化的社会革新，使得人们大范围的抛弃了原有传统文化的积累。转向一个新型的社会模式。传统文化缺失留下的社会空洞，被一些强势文化给迅速占据。如果说， 我们还留在评论该不该过情人节这样的议题上。不如仔细思考为什么我们已不再过七夕了。说出汉服不适合现代社会进步这样的话，不如看看和服在日本的地位就知 道了。一个现代社会，不代表因此会抛弃传统。传统的固守力量，也会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变革的过程中，放入自己的位置。但是，如果这种变革过程中，面临 了对传统的彻底批判和毁灭性的打击。那么传承的过渡便被终止了。而此时的中国就面临着这样的窘境。

对传统文化的诉求，不仅存在与文化学者的呼吁中，还有着广大的群众基础。近年来，兴起的论语，三国热，就是这样的事例。只是这些热潮的背后，是由学者电视媒体宣传的后果，充斥着个人的见解和现代主义的结合。并不是群众自我研究的提炼，所以存在着对经典著作较大的误读。

火星文的出现，致使一些”人士”对其猛烈的批评。说其破坏了文字规范。但是仔细看所谓的火星文，它其实并不能算是一种文字。不但不成规模，而且字也 没有指定含义。可以随意指代，更不成系统。所以，与其说其可能威胁到简体中文的”正统性”，还不如说它只是一种指代标识，根本不是文字。就像我们用：》来 表示笑脸一样。90后的人也用火星文来表示有意或无意的名称含义。追其原因，莫过于90后自我意识的增强，期望通过与别人不同来凸显自己的个人价值，得到 社会认可。

但是，用标识而不是文字表达自我的现象，也一定程度上预示了文字作为文化传承工具地位的下降。这在文化传承上是不利的。归咎根源，又和我们教育，社 会体系中重英轻汉的现象有关。在这样的教育模式下，人们自然而然的开始轻视中华文字的社会效用，只是把它堕化为写作的工具。汉字，无论简体还是繁体都没能 在社会成长的过程中得到应有的重视。

如果说，我们对70前的作家还有诺贝尔之类的梦想，那么现在的80后们则直接上儿女私情，打架斗殴的小说路线。可以见得，我们在文化的繁荣上，和廉价的教育投资一起，走向与GDP相反的道路上了。

慈善，广告，清廉

5点黄金档的媒体里，发出了召集失学儿童的通告。显然又是媒体要利用这点”仁慈”做一些新闻炒作了。我说，这些儿童人数不少，媒体心有余力不足难道 要筛选掉多余的求助。一旁的父母说，当然是选择成绩优良的那些。而我又问，为什么不去援助成绩普通的那些人，父母很是奇怪的看我，然后说，当然是帮助那些 好学的人，然后将来出息了才可以回报祖国啊。

的确，似乎我身边的大多数人也持有相同的观点。应该扶助那些有潜力，有资质的人。可是，这就是慈善吗？

慈善，即为帮助需帮助之人。这是种单方面的行为。但是，它所获得的效果却是双面的。正是因为慈善的大众性，使得任何人都能通过慈善付诸于爱心。于是 受助者怀以感激之情，把这种慈善的风格保留下来。日后，以同样的方式，对他人付诸于爱。所以虽然慈善不求回报，但是无形中它已经完成了回报的过程。

可是，在付诸于爱的时候，追求回报。那便成了一笔交易。不再属于慈善的无私了。就像这些孩子，无论成绩好坏，他们都是属于需救助之人。而他们将来， 也不是所有人都能飞黄腾达。一生下来注定的环境，智力等等，使得他们不是每个人都能在如此苛刻的教育环境中取胜。可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贫穷，需要救 助。

如果说，爱是有选择的。那么我们的慈善，也只不过是伪装的好心罢了。只能够在台面上拿出来炫耀一下，可背后却留下了大量的空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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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作为一种特殊的买卖，被夹杂与人们的生活中。由于广告是一种商家的宣传，所以商家赋予媒体费用，来支撑这种宣传。而媒体获得收益后，便能够减少用户方面的费用收取，甚至以向用户免费提供的方式，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网络多采用这种服务方式。

可是，由于广告和节目的无关性，重复的广告会影响用户的消费体验。于是，人们又推出了收费比较高的节目。转移广告部分费用至用户。以达到广告的剥离。收费电视，便是采用的这个方法。

但是，一旦媒体位居垄断之后，那么就会出现媒体依靠自己的市场地位，无视消费者意见，添加广告过度的情况出现。比如，在高考录取通知书里添加广告，或者屡见不鲜的移动小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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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款名为清廉战士的网游面向青少年推出了。故事以成奸除恶为主线，从古至今贪官历数一遍。人人得而诛之。问题是，若是要求清廉，主体则应该是现任官员，保持洁身自好，不再贪赃枉法。

若是要求青少年明辨事理，则应该付诸于法理常识的教育。说明现代法律体系，公民有何权利可以去制止贪官之流。而不应该告知以可以滥用私刑，胡乱砍杀。

结果，还只是披着羊皮的狼，让人一笑而过而已。

涨价的谈判

一个国家的稳定，莫过于居民的需求被大致满足。历来起义，革命都是在民不聊生时才会出现。若是在太平盛世，虽然也难担保所有人都处于幸福的边缘，但是大部分人都是知足而乐的。

房价的一路高涨，虽然引起了人们的太多埋怨。个人与经济学家的言论博弈比比皆是，可是由于新平民阶级买房族大多可以通过贷款来消耗掉这部分购房压力。所以造成的困挠可以用二三十年的房奴时间来慢慢解决。

可是有些东西却是摆放在眼前的，实时的。比如油价，比如肉价。

在资本主义市场上，工人的可替代性越强，在工人越多的情况下，薪资水准越低。所以在工业发展的前期，难免会出现大资本家和小工人阶级的形象特征。即 使两者的实际人数比是绝对相反的。后来，中产阶级的崛起，民主制度的普遍建立，全球化的资源重分配，使得他们之间的矛盾逐渐淡化到生存和生存的矛盾。

可是另一方面，对于制度不完全的国家来说。这种矛盾还是会发展到生存和毁灭的程度的。比如，矿区的员工与老板谈心，郑州出租车停运，桂林旅游行业上访， 以前绝难出现的问题，现在却被先进的人们群众拿来问事。虽然造成影响极其微小，但是这部分人却都不是因为所谓的政治觉悟较高才行动。而是因为都处于社会的 底层，遭遇生存危机才开始”温柔”的反抗的。这种生存危机的诞生与猪肉的上涨，又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毕竟，说是生活艰难，薪资福利底，却是早几年就有的事 实。可为何到了今年，才开始有所动作不得不令人深思。

对zf来说，最怕是把这些当成了毒蛇猛兽，一一镇而压之。只怕发展下去，真的成了毁灭的论据了。问题的出现不是突如其然，而是一贯就有。只是人们大多可以抱着忍耐的决心来期待改变。真要是出问题了，哪怕是小小的行动，也说明体制上出的漏洞大了。

言论监管和言论监督

言论监管和言论监督是属于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对言论有控制作用，而后者则仅仅对言论有指导作用。

众所周知，公民的言论是属于自由的范畴。而言论自由的表达并不会由公民的信仰，政治态度，思想品德所改变。也就是说，公民可以自由的去表达自己的思想。而不用顾虑这种思想的对与错。

但是，由于言论本身所具有的影响力，有些言论会对个体或者群体造成一定损害。所以，为了去制止这种损害，人们还在道德和法律中对言论进行了约束。常 见的便是诽谤和扰乱公众次序的定罪。由于法律惩罚只能在犯罪行为发生后才能进行，大部分依靠的是法律的威慑力或人们自律来防止言论危害。

于是，以现有的法治情况来说，zf部门只能进行言论监督而不能进行言论监管。因为言论只有在发布后造成事实结果才能判定言论的影响力。而不能去预测这种言论可能的影响力，或者干脆控制发言。

可是，BBS备案事件和济南网友谣言被捕事件却把zf摆到了言论监管的位置上。

在高中政治书本有关法律的教学中，有提到公民有游行的自由，可是补充条件是必须备案。于是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如果针对zf行为质疑的游行，能否在 zf部门通过备案。而备案会不会成为控制游行的一种方法。事实上，从厦门劈叉事件中，这种忧虑变成了现实。事实上，备案成为了zf违宪的一个合理手段。

而在言论控制上，也同样如此。要求BBS必须备案，直接后果，就是对人们的发言渠道进行了监管。这种监管的背后不仅仅是对言论的收集，还包括了对言 论的直接控制。不利zf或批评zf的言论将被屏蔽和删除。而这些言论的大多数都可能是在诉说事实。比如，某地方zf的行政不作为，或者zf的不公平分配等 等。这些言论的确造成了其负面的影响力，增加了人们对zf行为的质疑和不信任感。但是这恰恰是言论的监督作用，而这些负面影响力也是应该被广泛传播，从而 使人们在行使基本政治权力时有所针对性。

至于网友被捕事件，则不仅包含了zf部门的行政过度，因为言论的影响力并没有出现，甚至没有出现所谓的言论”受害者”。还包含了一点政商合谋的味 道。言论的影响有限，连警察都未能”察觉”，是在接受了商场高管的报警才出动，并判定网友扰乱了公共次序。如果说，这件”事实”的表白直接影响者是商场的 话，那么判罚应该以受害者是商场为依据。如果说，受害者不是商场的话，那么在没有受害者的情况下，何以可以施用治安管理处罚法。法律的公正在于它被用来对 强者迫害弱者的行为进行补救。可是如果无法去辨别这种强弱关系，那么法律就被变化为强者控制弱者的工具，这是危险的。社会的基准，丧失了公正的话，便丧失 了社会的稳定性。

对言论的过度控制，不仅剥夺了公民”天生”的自然权利，还降低了zf的威信，有害无益。只有放弃这种约束，然后把言论监督放到应该着重的工作上，让zf从言论的前台走到后台，才可以去恢复这种信任。不要要人们把不谈政变成理所当然，失去监管的作用对zf只有百害无一利。

高考的教育

有几样考试准则，是国人在高考的时候必须要记住的。这些准则会带来试卷上最直接的分数体现。

比如说，试卷不能留空。无论会做还是不会做的题目。一定要填满任何空缺。

再如，如果提问的是，你的想法。那么记得在填写答案的时候，写入”正确答案”。书本上所有的知识点在记忆允许的情况下，应一条不剩的填入。

一切知识点，与现实有出入有争议的部分，一切以书本为主。

政治的万能问答填充内容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八荣八耻。

于是问题产生了，谁教会了我们撒谎，放弃教育道德的人是谁，谁让我们抛弃了思考，然后反过来责怪国民创新意识的衰弱。

明明不会的题目，却不能写上不会。嘴上说”说说”你的想法，实际上背后却早已把自己的想法做成了答案。无论时事如何变迁，只要书本不变，那么答案也是书上描写的那些。政治理论的了解，在于你如何熟练的去书写他们，而不能去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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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的劈叉事件中，有一些被泄露出来的youtube录像。比如说录像1，录像2。

群众在参与过程中有一句名言，”警察打人啦”。作为”柔弱”个体组合成的民众队伍，在暴力机构面前，总结出了这样一条具备比任何标语都具威慑力的口 号。也许，那只是一句呼救，一句抱怨，一句呼吁。但是当人们把它作为自己与暴力机构博弈的结果。这句话已经超出了它本原的作用了。

无论是真情还是假意。当人们说起这句话时，已经代表着这些个体在暴力机构面前斗争的放弃。他们无法获得任何可以平视执法人员的机遇。而只能用这句话 来凸显个体在暴力群体中的柔弱。并且放弃了自我抵抗而开始寻求群体的同情。但当这句话被广泛应用后，那些柔弱的个体又把各自的同情组合起来，变成了唯一的 对抗武器。这是种无奈的做法，彼此身体接触后必然造成的碰擦，在巨大力量差距的面前，成为了最后的可行。如果不能变得强大到抵抗强者，那么就把弱者弱化到 让强者心存怜惜，无法下手。

然而，人们对法律过少的引用。使得自身无法获得法理上足够的支持。也许当人们在一场合法散步时面对大量暴力机构人员的出现，对寄望于法律的做法就已 经失望了。于是便出现了警察”摆弄”摄像师镜头，禁止群众”站立”的不合法场面。在平日媒体里，这可是那些“刁民”才会做的做法。可是，这一切都是在群众 放弃自己的合法性以后。当人们面对这些不法场面时，却只能用一句警察打人来为自己解脱，而不是用公民赋有的正常游行权来抵抗。这不得不说是双方的悲哀。

而zf在一场非暴力运动中投入暴力因素则是最大的败笔。它违背了宪法所赋予的权利。并把自己处在了和人们对立的位置。这种错误使得zf更加深了对自己的不信任感。

时事的现实主义解构

人们委托了zf，让他来管理这个国家。并且交出了相应的权利以便zf可以行事。当人们发现zf并不适合处理这个国家时，那么人们就开始了选择下一个合适的对象。

zf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个体，作为一个庞大的行政机构全部，它雇佣或选举一些人来维持它的运作。因为无论它如何的形式化，最终它还是需要以人来完成构 建实体。于是这些人便成为了政府雇员。由于zf并不诞生于市场之中。所以它没有盈利的目的，但是它从人们那收取税收，作为运作资金。由于这是一种依附关 系，所以也可以看作为人们维持了政府的运作，政府需要人们。但是，如果zf把税收看作一种必然的权力之一。并且依靠暴力手段强制收取，那么这种依附关系便 被打破。如果这样的错误情况无法通过zf更替来纠正的话，那么就出现了人们放手权利，却无法收回的尴尬。

同样是收税行为，但是人们的角色已经改变。他们从国家的管理主体沦落到管理受众。如果zf在管理职权上有所扩张，发展到控制权利。则可能变成利益搜 集体。虽然zf是无感情的价值实体，但是雇员却是包含真情实感的人类，需要付出和收获达到相应平衡。权力为了维持其居高稳固的地位，会给权力施行者带来不 属于权力的相应附加便利。就像政要人事获得违反规则的豁免权，重要官职会提升执政人员的形象地位等。这些附加价值促使了权力的阶梯化和模式化。满足了权力 的执行者的心理需求。作为交换，他们需要更好的去行使权利。但是，如果施行者沉溺于这些作为”收入”便利中。那他就失去了作为管理者的能力，这时候约定的 规则将被第三方机构执行，好能够把委托的权力收回。可是，如果没有这个第三方机构的存在，那么情况就变成了施政者一味追求多余的权力财富和名誉，行使错误 的管理职能。

辨别这种情况的一个有效办法，就是通过两者的”交流”。通过彼此的地位来判定。如果人们和行政人员地位相等，以人的方式进行对话，或者是被服务的状态，那么就表示了权力被合理行驶了。如果行政人员处在了控制或无理的绝对位置，那么就代表权力被滥用了。

“河蟹上岸“有一篇博文，便给予了一个符合的交流案例，以便我们来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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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是愚笨的，是睿智的，是激进的，是保守的。这并不是族群的分类而是作为人的分类。事实上，在广泛接受基础教育以后，人们就具备了相应的事实评判 能力。虽然这种评判并不是唯一的，也无法用对错来准确划分。因为在不同的环境和事实描述下会出现不同的结果。但是，人们却应该能独自作出结论并且承担结 果。

人们在外界的影响下，如果被精神挟持，就会出现具备危害的群体行为。但是，这样的场景却是及其少见的，只会出现人类固有的弱点被利用时。（如：因为贪婪而被洗脑）大多数时候人们都能在事物的评判中处于理性地位，并且在一系列的群体行为中，自发的参与。

这种自我评判的形成需要教育和媒体两部分的支持。前者给予了自我意识的完善，后者赋予了观点的全面。而在现代社会，这两点都可以较为容易的基本做到。然而，现实却像是并不如此。可能吧的一篇博文似乎阐述了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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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阳，五行是否存在。如果存在，他们又在何处。显然中医学面临的尴尬是显而易见的。就像我们需要别人证明上帝的存在才愿意去信仰基督一样，中医学甚至无法从现代西医学那里获得任何对经脉学说的支持。毕竟，我划开了我的手，我看到了我的血管，我的神经，可是，经脉在哪里。

一方面，古老的中医在千年的历史积累中留下了巨大的财富。另一方面，中医学却面临着理论支持缺乏，逐渐退居二流。要知道，老中医在这个时代可是一个贬义词。

疾病的进化很快，中医学对一些近年来新出现的疾病有些力不从心。而理论上也鲜有突破。更多的则是开始了中医西化的进程，通过现代技术手段从传统中药 中提炼出相应化学物质，并且以西药制作模式来生产销售。这种脱胎换骨实则完全脱离了中医的研究方向。不过可惜的是，显然这是挽救中医的最后一点帮助。

之前有人从西医的角度驳斥了中医脉学。认为这种听心脏跳动的”感觉”无所科学。可是我想，人身血液流通，一个部分有所病变必然影响了血液的流通速 率，强度。这种变化虽然细小但是却可以从某一角度反映出来，比如把脉。所以可见把脉也并不是无科学道理所言。当然，这也只是我的猜测。具体实情我却是毫无 头绪的。

方舟子译了一篇文章，便是有关中医命运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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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送上这个网址中央总书记论坛，当然，重要是那些回复。它们在说明一些问题，不是吗？

（“管管中国足球吧。”这条回复我喜欢。：）

媒体，包子和公众

数年前，在一家小书店里闲逛。万般无聊之下，忽然发现书架的最上层有一本书。看似进货不少，可不知为何任其束之高阁。怀着好奇心拿下一看是一本儿童 书籍。封面上有一横幅，写着美国畅销书等等。本来我已过了看小儿书的年龄，对这类书籍应该是有了免疫了。可是翻看数页，觉得还算不错。故事光怪陆离，文笔 生趣幽默。于是便出乎意料的买了下来。回来后一读，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深深陷入其中。想来，自己依旧年轻，毕竟也是不错的事情。

那本书的名字，叫做《哈利波特与魔法石》。

非要说为何对哈利如何的着迷，我倒真说不出来。就像对apple的崇拜一样。为之疯狂，却从来没有买过任何apple的产品。有人说，这是一种崇拜营销模式。我想，大众的审美观虽然极难协调，可是也偶尔会有所重叠的部分。可惜的是，这样的全民市场，却极少见人把握的住。

听说gfw连smtp也 准备下手了。导致了发送给国外的邮件会出现莫名的退信。由于gfw一直处在暗处，所以事情是真是假也并不好判定。可是如果真是这样的原因，那么zf这一次 就做错的厉害了。因为人们在访问http的内容是处于公开的资讯受众状态。但是smtp则是资讯的互交流。是隐私的，被隐藏的，仅限于双方的。对内容的过 滤，首先代表着对内容的访问。这就牵涉到对隐私权的侵害。由于zf在gfw上的半遮半掩，规则的不透明，造成了屏蔽的过高自由度。这种自由度的背后也是包 含着对言论自由的可能损害。因为除了黄色等传统意义上的危害信息外，政治信息也是被屏蔽的主流。事实上，说zf的坏话就可能被归类为政治信息这一类。这种 做法却是反民主的，并且缺乏远见的。一句评论一篇文章通过网络以媒体的方式表现出来。而媒体的作用（无论公共媒体还是个人媒体）却恰恰是要保持其中立性， 通过反映事实来起到告知的目的。这种告知，通过媒体的影响力传播，在公众接受后反馈成相应的监督和探讨。然而，由于大众媒体保持着与zf千丝万缕的关系。 使其必然的丧失了应有的中立性，成为了zf的代言人。个人媒体却受制于gfw的不正确对待。无法行使这种告知义务。民众产生了对 大众媒体的不信任感，实则也是隐含了对zf的不信任感。比如对央视同一首歌的批判，虽然后来有相关平反的报道出 现，可是舆论还是倾向与一边倒的局面。责怪央视之声屡见不绝。很难说，人们只是因为此次事件而做出的评判。丧失中立性的公众媒体，只能转向其他发展方向。 比如娱乐性，或单方面的政治宣传。这弱化了媒体的监督作用。也弱化了对媒体的监督作用。娱乐的过通俗化，教育作用的缺失，万恶收视率的主导，是当前公众媒 体常为出现的问题。也直接造成了”纸馅包子”的诞生。

“纸馅包子”，先是耸人听闻的出现，后来又是耸人听闻的 被推翻。据报道作者是因为误听谣言后上报了课题，但是无法找到事实，迫于压力才挺而走险制造了一则假新闻。虽然最后惩处了一大批负责人。可是也为公众媒体 敲响了警钟。为了制造关注视点，却背离了媒体最基本的准则，报道事实。不可为之。仔细看，生活中这样的案例不在少数。比如地方报刊，把广告放入报刊正文 中，混淆视听。又如有些购物电视，使用虚假商家资料似乎成为了惯例。而恶俗的广告形象更是屡见不鲜。人们的反对或是责备却因为可能触犯这类公众媒体的背后 利益，而无法找到正确的方式来传达。

就像央视主持人说灾区灾民像过年，这样缺乏水准的话，却不愿在第一时间道歉。不由的感到，这种对媒体的不信任感还将持续下去。

也许我们已经习惯了在事实的背后，接受和事实相反的官方论调。比如含二甘醇的牙膏事件，大白兔奶糖事件在之后出现的官方论调中都被反驳了。可惜的是，食品安全事件还是会不断出现。央视作为一家公众媒体现在首要的问题不是提高公众的知情权，而是提高自己的公信力。让自己学会中立，而不是一味的去替zf说话，这样的话，也许到春节晚会的时候也许还能挽回一点收视率。

厦门p×x事件中，媒体的彻底隐身更让人心寒。而这场人们和地方zf的博弈，到最后却是直接导致了赤裸裸限制言论自由的论坛实名制提议的诞生。还或许一人的入狱。（未证实真伪）为公民的基本权利设置太高的门槛，那么基本权利之名也是虚无了。

今日，就这些吧。